新加波人到心理卫生学院和私人诊所求诊的儿童和青年病人有增加趋势，受访精神科医生认为，这与家长和公众对精神病的意识提高不无关系。
心理卫生学院儿童心理诊所的新门诊病人，从2006年约2400起增加至2008年约3000起，增幅达25%。
该学院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科主任冯舜圣医生受访时指出，近几年来公众对精神病的意识提高了，更多病人前去接受治疗，而且政府在2007年推出全国精神病蓝图，加强了这方面的设施，他们也聘请了更多职员，可帮助更多病人。
他指出，有鉴于此，病人预约看医生的时间从以前的两三个月缩短到现在的一个月。他预料全国精神病蓝图在2012年完全推出后，他诊所的病人人数会回稳，因为病人可以在学校、家庭服务中心等得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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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年轻人患上精神病。心理卫生学院儿童心理诊所的新门诊病人，去年增加了25%。（邝启聪摄） |
不过，冯舜圣医生发现儿童心理诊所有不少是青年病患（13岁到18岁），占了35%到40%，他们通常面对压力问题、情绪问题如抑郁症和焦虑、严重的精神问题如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以及饮食失调症；而压力多来自学业、感情、经济等。
伊丽莎白医院心理健康科顾问医生杨新发也指出，对比五年前，到他诊所看病的青少年增加约一成，每个月就有约20人上门。
他说，这是因为社会变化快，社会竞争给学生带来压力，学生的好胜心理导致他们在比不上别的学生时感到悲观，父母对心理问题的意识提高了，会带孩子上门求医，父母也不再认为看精神科医生是羞耻的事。
更多外国学生看诊
杨新发医生也发现有更多外国学生上门。他说，有的外国留学生离乡背井到我国，因不能适应本地生活而感到苦闷。他就有一名中国籍病人，是本地大学生，在毕业那年因为旷课和学业成绩不好被学校开除，他的父母上门求助，才发现儿子原来患了抑郁症，对学习失去兴趣，经过治疗后才回到学校继续求学。
精神科医生洪永元的青少年病人也从五年前的每两周一人，增加到目前的每周两人。他指出，这可能因为家长对心理问题的意识提高了，也更负担得起私人诊所医生的费用。这些青年病患，多数因为压力造成他们患上忧郁症、焦虑症、躁郁症，以及早期精神分裂等。
令他担忧的是，青少年的好胜心强，不懂得从失败中接受教训，而受欢迎的电脑游戏因为比赛的性质，更加强了他们这种性格。
针对近来学生涉及的命案，洪永元医生说，学校即使有辅导员，以及开办社交技能与情绪管理学习课程，也不见得能完全确保学生的心理健康。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提倡一种有怜悯心、能够经得起失败的文化，否则可能出现更多人们冲动伤人或伤害自己的案件。”
心理卫生学院目前同教育部合作，在学校推出的“社会心理健康反应，初期治疗与评估计划”（Response to, Early Intervention and Assessment in Community Health，简称REACH），有心理问题的学生被转介到心理卫生学院寻求专业治疗。
冯舜圣医生强调，心理健康不应该只是医院和卫生部的责任，大众也应该出一分力，例如多关心周围的朋友，在发现他们有异常行为时，及时伸出援手。他举例，他在本地大学求学时，就有一名其他科系的朋友，在考试期间邀他见面，但他因为忙着准备考试而要求对方考试后才会面，预料不到的是，这名朋友两周后就自杀了。
挣扎五年 她终走出阴霾
邓兆蕙（30岁）刚完成医学教育之后，患上严重抑郁症。精神病不但吞噬了五年的青春年华，更摧毁了追求医疗事业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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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兆惠在讲座上与将近300人分享自己与忧郁症对抗的经历。（邝启聪摄） |
她日前在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成立的康复与教育中心举行的讲座，在近300名公众面前，叙述患上抑郁症的经历，以及如何通过社区服务，逐渐走出阴影。
邓兆蕙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修读医学学位时，发现自己患上抑郁症，但因为她热切地想要实现当医生的梦想，加上同学的支持，她继续坚持下去。她在2002年到医院当见习医生之后，每天晚上无法入睡，经常将自己孤立起来，请了很久的病假，见习医生的资格后来被取消。
邓兆蕙说：“我一生的梦想是拯救生命，帮助他人恢复健康。当时，我反而变成需要帮助的病人。看着自己的梦想全面瓦解之后，我开始丧失生活目标，每天漫无目的地过日子。”
患病期间，邓兆蕙酗酒和服用各种药物来麻醉身心。她时常躲在家里，躺在床上，望着墙上的时钟，看时针慢慢转动。她也试过用电波刺激脑部，但每次疗程之后，觉得更加混乱。她也曾萌生轻生念头，但因为个人信仰，坚持活下去。
2007年，邓兆蕙在精神科医生的建议下到康复中心当义工，帮助其他精神病患。她多数的时间和其他患者一起做手工、学素描和油画。两个月之后，康复中心还聘请她当实习生，让她主持手工课程，自信心也恢复了。
邓兆蕙说：“帮助他人康复是我的梦想。我现在能通过自己的工作，帮助精神病患振作起来，令我感到欣慰。我有患上抑郁症的经历，我能辨别一些症状，也深切了解精神病患内心感受的困苦。”
邓兆蕙现身说法之前，经历了一段挣扎，最担心受到公众的歧视。她受访时说，许多热心的社会人士都关心精神病患的处境，为他们争取权益。她希望能发表精神病患的心声，让公众了解患者的经历，化解公众对精神病患的歧视。
她说：“很多精神病患担心异样的眼光，或者社交能力陷入瘫痪，选择躲起来，不敢与社会接触。我能站在讲台上和数百名公众分享我的经验，已经是非常幸运了。”
《联合早报》
